身心障礙福利工作

「身心障礙福利」的意義？

如果是在討論「身心障礙福利工作」，那就專注在寫身心障礙的「福利工作」，不是「身心障礙」或其他。

身心障礙福利工作的現況

為了維護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及個人權益，政府於1980年首次公佈「殘障福利法」，可是卻未能落實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益，於是在1988年又修訂了殘障福利法，加入了定額顧用、加重福利。以下就是福利工作概況：

• 從資源管理的概念來看現階段的身心障礙福利服務：資源管理牽涉到三個步驟：開發、連結、維持；四種對象：專業、準專業、半專業及非專業；五點策略：率先啟動、說服、訊息管理、成果分享與散佈（2005，萬育維）。無論是步驟、對象或策略，在對個案進行資源提供以前，都要對現有的資源做分析之外，也要對個案的需求做進一步的評估與考量，只有在供需之間取得契合，才能對服務對象達到最好的幫助。就現實的管理層面來看，資源各自為政及自我本位的保護心態，造成資源間無法流動，舉例來說，在身心障礙者的各生命週期中所需要的社政、醫療、教育、勞工主管機關，執行上都有落差，專業間造成排他或無法整合，而成為彼此的絆腳石（2005，萬育維）。
• 從供需角度來看理想與現實：（1）經費運用的迷思與僵化，身心障礙福利的預算逐年增加，可是就輔以增加的身心障礙人口數比例來看，每人每年的分配到可使用的經費是逐漸減少。而原因就是地方政府是否能在各方面的需求之下，對於經費做有效的分配。（2）福利服務提供單位、型態不定與品質不齊，依據內政部統計處的資料，至八十八年底為止，全台身心障機構總共有152家，雖在民間團體的努力下逐漸普及，不過可以發現偏遠地區的資源仍然不足，且復健醫療、教養機構、職訓機構的區域落差，東部或偏遠山地鄉更是為明顯。在服務方面，許多機構仍集中在都市地區，服務範圍有限。在品質方面，機構為了承接更多的方案以取得政府補助，不斷改變服務的內容，造成專業性降低。
• 相關制度上的規畫缺口：（1）福利選擇造成案家的兩難，福利措施原本為了保障與提昇受務群體的福祉，但如果設計不當或與現實有所落差時，對案主來說可能會造成反效果。（2）專業人力的養成無法與人才培訓教育接合，身心障礙對多重專業的需求是迫切需要的，然而身心障礙福利長久以來在「重少輕老，重教育輕養護」之下，目前並無為重殘教養工作人員設計專業養成之科系，對於無法涵蓋於教育體系內的身心障礙者而言，無非是弱勢中的弱勢。（3）注重升學，忽略離校之後的生涯規劃輔導，特教的相關法規中，雖然有包括了轉銜的概念，不過仍然以教育、升學為主，並沒有依照生涯發展培養自主與自我負責的能力，不僅是增強與社會脫節，也延長了社會適應的時間。（4）身心障礙者的就業保障有待強化，依據勞委會職訓局的資料顯示，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身心障者的職訓機構有38個，雖然有能力提供更多的職訓機會，不過面對職種多元化的影響，職務再設計也末受到重視，就業之後的轉換率與對待規範的保障並未有效的追蹤，使得就業品質、工資、工時的合宜堪慮（2005，萬育維）。
• 無論政策或實務，給予家庭的關注過於狹隘：（1）家庭照顧責任與意願不一，障礙者家人對於現今與未來責任負擔上往往呈現多面向的看法，考量的不僅是個人與障礙者兩方面，最具代表的衡量指標是障礙者是否會對家庭生活帶來干擾，也許家庭化對障礙者是夢寐以求的事，所以安置於機構是現實面的取捨，家庭照顧是空談還是可以實現的夢，也與家庭能力、成長歷史中的家庭成員的關係有關。（2）家庭責任缺乏長期計劃，長期計劃具有個人性與倫理性議題，對許多家庭成員而言，有著情緒上與社會性上的困難，若未事先規劃，原生家庭與自組家庭對責任的移轉在未預先商量或思考之下，轉銜的困難極有可能出現。（3）社區化與家庭化政策配套措施不足，提供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時，家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，特別是面對社區化與家庭化政策化之際更是如此，家庭不應是去機構化或者是回歸主流運動的終點，去機構化與回歸主流的精神是要打破正常人與特殊群體的界線，進而延伸出福利社區，達到結合家庭與社區內非正式資源的力量，並提供適當的服務，但如果社會、社區、家庭之間尚未環扣緊密或者心理建設不足之下，福利社區化的實施可能造成變相的照顧責任加諸於案家之上，也可能損害障礙者及家庭的實質利益（2005，萬育維）。